计划生育放开二胎时间
国家自2021年8月20日起开始实行放开二胎政策。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对与全面两孩政策不协调的奖励与保障的条款，修正案草案也进行了修订，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
1、生育医疗费报销：生二胎的家庭可以在定点医院报销产检费、手术费、住宿费等于生育相关的费用；
2、生育津贴：满足条件的女性可以领取生育津贴，这个费用的多少与产妇所在企业的工资水平及产假天数成正比；
3、中央和地方政府补助：2022年最新的二胎政策计划生育补助调整了符合条件的家庭范围，对于满足条件的二胎家庭，中央和地方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助；
4、营养费和一次性补贴：营养费是一次性发放，正常生产的标准为上年度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难产的标准则增加为百分之五十，只要是在凡在一级，二级医院分娩的，一次性补贴的金额为每人300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综合评估本地人口发展形势、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政策实施风险，科学制定实施方案，报国务院主管部门备案，确保政策平稳落地，生育水平不出现大幅波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二十三条 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 国家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计划生育。国家鼓励保险公司举办有利于计划生育的保险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在农村实行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障办法。
第二十五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
第二十六条 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享受国家规定的休假；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给予奖励。
计划生育什么时候全面放开
法律分析：
计划生育目前来说已经算是全面放开生育了。 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施行就代表着计划生育的全面放开。 满足条件的居民可以生育二胎，这个是国家支持
的，对于个别家庭还可以生育三胎。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
中国为什么要实施开放二胎政策？
国家开放二胎政策的五大原因：
一、单独两孩实践遇冷，生育率低到危险。
1、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而此前的官方预计是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
2、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没有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基本要素。没了人口红利，在竞争力上就少了一枚盾牌。
“人口红利” 简单通俗地理解为：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
二、“银发危机”。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老人生活旅居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出来。
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而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
三、“刘易斯拐点”隐忧。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它指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人口红利慢慢消失，最终枯竭。
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是“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关键诱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量的富余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催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目前农村问题频发。以“老弱病残”为主的农村人口结构已逐步凸显了农村经济的增长乏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2014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04年开始民工荒，从沿海城市迅速蔓延到内地，此后再没有停止过，工资从那个时候开始上涨，也没有再停止过，而且是低端劳动者工资上涨。所以2004年肯定是一个起点。如果说区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不是减慢了，而是一路负增长下去了，所以让我说一个区间，就是从2004年到2010年，这个区间总共才6年，但是这个区间在日本走了30年，在韩国走了40年，中国还是很快的。
四、“失独”社会之殇。
近些年来，我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1982年的4.43人缩减至2010年的3.10人，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家庭的生育、养老等基本功能有所弱化。许多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常感到有心无力、独木难支，而老人“失独”不仅是家庭灾难，也是社会之殇。
五、男女比例失衡。
我们将1950到2014的64年时间划分为4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男女出生比例都与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政策因素变化相符。
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强化，这分别体现为城市的普遍“一胎”和农村的普遍“一胎半”政策。在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普遍和B超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可能促使男女出生比例节节升高，从1980年的107.4上升到2004年的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