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来证据的特殊规则规定(运用传来证据定案的规则是什么)

法律主观：

我国并没有对于传闻证据规则的明文规定，但对诉讼中证据的合法性等作出了相应的要求。《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

传闻证据是在法庭之外作出却在法庭之内作为证据使用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用于证明该证据本身所涉及事件的真实性。
传闻证据规则（the Hearsay Rule）又称反传闻规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是指在审判中一般不能采纳传闻证据，已经在法庭上提出的，不得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依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2条规定：“传闻证据，除本法或联邦最高法院依法定授权制定的其它规则或国会立法另有规定外，不予采纳”。澳大利亚《1995年证据法典》第59条规定：“不得采纳他人先前陈述的证据，以证明该人陈述所宣称的事实”。
我国在推进审判改革的大背景下，借鉴传闻证据规则在我国具有现实的意义。
首先，传闻证据规则可以规范证据的采纳标准，为证据的“准入”提供更具有操作性的规则；
其次，传闻证据规则可以通过对证明力不高的证据材料的过滤，促进事实真相的查明；
再次，传闻证据规则可以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增强审判的直接言词性；
最后，传闻证据规则可以增强诉讼的对抗性，使法庭上的交叉询问落到实处。
但是，完全照搬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也不现实，我们必须考虑我国无陪审团裁决事实的机制，考虑我国的对抗性尚不彻底的现实，考虑我国法官判断证据能力不强的实际情况，考虑我国引进该制度的成本和司法资源。作为证据规则之一的传闻证据规则，是与特定的审判方式和诉讼结构相契合的，其功能的实现必然需要其它原则与制度的配套。传闻证据规则的建构，不能脱离诉讼制度的整体环境。
总体来看，在我国目前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还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第一，我国没有审前证据展示制度，对于证据资格的判断一般由主审法官在庭审中进行，证据交换的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相关程序还没有正式建立起来；
第二，检察官移送还是随起诉书移送主要的案卷材料，没有贯彻“起诉状一本主义”，这样难免会使法官产生预断，排除传闻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第三，我国的证人制度还很不完善，证人义务不明确，证人权利无保障，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存在很大的困难；
第四，法庭质证的程序和必要的规则尚未建立，法庭审理缺乏应有的对抗性，导致律师在庭审中对于传闻证据的动议没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但是，从近几年司法改革的情况来看，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正在进行改革或准备进行改革，一个更具有对抗式的程序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来，证据规则的建立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未雨绸缪，传闻证据规则作为对抗式的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当纳入改革的日程。

传来证据由于经过了中间环节，同案件事实距离较远，因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决不能由此而认为传来证据都不可靠，或者说传来证据在诉讼中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传来证据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其一，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发现在原始证据的线索；其二，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判断原始证据是否可靠的做主；其三，传来证据可用以代替某些不能提取的原始证据；其四，原始证据或无法获得时，只要传来证据查证属实，也可用来作为定案的证据。